Mixing
洋务运动
金陵機器製造局自製的格林砲，是一種高射速機槍。
提示：本条目的主题不是戊戌百日維新。洋務運動，又稱自強運動、同治維新，是大清後期時，洋務派官員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基礎，在全國展開之工業運動，口號和目標先後分別是「師夷之長技以自強」和「師夷之長技以求富」。此運動自1861年—1895年，持續35年，歷經同治光緒二帝，由慈安、慈禧兩宮太后所主導推動，在專制皇權之背景下發生。
洋務自強運動是近代中國首次全國規模之西方工業運動；洋務運動引進了大量西方科技及各類西方著作文獻，培養了一批留學童生，打開了西學之門；學習近現代公司體制則帶來大批工業及化學企業，有助中國走上工業發展和現代化之路。然而最終洋務運動卻難逃失敗之命運；因為清軍北洋水師在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沉重打擊了清廷之信心，洋務運動黯然收場。
目录
1 運動背景
2 中央及地方代表勢力
3 实践过程
3.1 外交
3.2 军事工业
3.3 改革军队
3.4 海軍建設
3.5 民用工业
3.5.1 例子
3.6 教育事业
3.7 通訊事业
4 结局影响
5 失敗原因
6 洋务运动與明治维新比較
7 参考文献
8 研究書目
9 参见
運動背景
英法聯軍攻佔北京令清朝统治者驚惶失措。大清國在《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中用領土、主權以及一系列經貿特權暫時滿足了歐洲侵略者之要求，同時太平天国也進入低潮，局勢暫時穩定。
清政府中一些大臣痛定思痛，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樞執掌大權之恭親王等人，認為中國面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他們繼承了魏源等「經事派」提出之「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主張摹習列強之工業技術和商業模式，通過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模式發展近代工業，以獲得強大之軍事裝備、增加國庫收入、增強國力，維護清廷統治，此等人因此被稱為「洋務派」。1861年1月11日，咸豐帝批准了恭親王奕訢，會同桂良、文祥上奏之《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以富國強兵為目標之洋務運動從此開始。
中央及地方代表勢力
曾國藩
恭親王奕訢
在中央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訢、文祥、沈桂芬成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势力。
在地方代表人物中，多数与曾国藩有关：
曾国藩（汉族，道光十八年進士，湘军领袖）
崇厚（满洲贵族）
左宗棠（曾国藩的同僚，汉族士紳，率领军队收复新疆）
沈葆楨（曾国藩的属下，進士出身，接替左宗棠創設福建船政，任南洋通商大臣）
李鸿章（曾国藩的门生，汉族，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淮军领导人，清朝后期的实力派）
张之洞（汉族，同治二年進士，号称“香帅”創設汉阳兵工厂）- 劉坤一
- 唐廷枢
实践过程
外交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在1861年3月11日設置中國首個外交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負責掌管對外事務，後來成為推動自強運動的主要機構。另为了应对外通商事务，於天津置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隸總督兼任），将1844年在广州设立的五口通商大臣衙门（1866年改为南洋通商大臣，由兩江總督兼任）迁至上海，掌管當地的對洋通商事務。1870年李鴻章出任北洋通商大臣後，總理衙門的作用漸減，幾乎所有外交事務都由在天津的李鴻章處理。
军事工业
在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通过引进大机器生产技术，在各省成立了新的军事工业，以加强军事力量。如安庆内军械所（安徽安庆，曾国藩）、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崇厚）、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李鸿章）、漢陽兵工廠（湖北漢陽，張之洞）、金陵机器制造局（南京，李鸿章）、福州船政局（福州，左宗棠、沈葆楨）和西安机器局（西安，左宗棠）等。但由于生产管理方式是官僚主义旧式管理，加上产品仅供政府使用，不计成本，使得这些军事工业的产品大多没有利润，因而很少有再继续投资扩大生产的。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完全属于官办性质，其经费主要来源是海关关税、军饷和厘金。所生产的产品不经过市场流通领域而直接调拨给湘军，淮军与沿海各省军用。19世纪80年代后因为各局厂经费短缺，以往那种不计价格的调拨方式有所改变。例如南洋和广东先后向福州船政局订造兵船，均以协款名义先行预付船价半数左右。此后沿海各省中那一省需兵船就由何省筹款。并按照福州船政局为南洋代造快船成例办理。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的每年岁入中都有各省解还的军火费用。同时，各军火工厂的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军火市场价格的影响，如果所产某种武器成本和售价过多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就会停止生产。这说明虽然是官办的和不为交换而进行的军火生产，也无法完全规避价值规律的制约。因此，这些军事工业逐渐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改革军队
汉阳兵工厂
福州船政局 1880年拍摄
漢陽八八式步槍
如果说总理衙门成立，是洋务运动兴起标志，那么坚船利炮的诉求成为清中央政府的方针，也是洋务运动兴起的重要记号。因为洋务运动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中心内容，就是从坚船利炮引发出来的。[1]
洋枪洋炮和轮船的使用与购求，不自1861年始，但它得到清廷认可和成为它的方针政策，却是这一年开始的。是年奕䜣明确奏请购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清廷复谕说：“东南贼势蔓延，果能购买外洋船炮，剿贼必能得力。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并着赫德代为购办。[2]
在东南前线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根据切身体会，也说出了“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的话。于是购买外洋船炮全面展开。无数历史事实表明，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前进的跳跃，常常是从先进的军事技术发其端。两军对阵的主要目的是战胜敌人。为此，指挥员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新式有效的武器，[3]
中国近代史上有颇为典型的事例鸦片战争，在战争中有些人对于英国的坚船利炮深刻印象，因而对优越的西方武器感兴趣。[4]很能正视现实的思想开明的林则徐，除向洋人购买新式船炮外，还打算自己设厂制造。这虽因顽固派的反对而未能实行，但研制新型武器，几乎成为关心国家大事的先进士子们的主要话题和行为方向。十三行商人的潘仕成于1843年仿造美国水雷成功，梁章钜称“武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制造，非洋商（指十三行商）之厚力亦莫能仿成。”[5]
姚莹向俘获的“黑夷目”诘以造船炮之法，以为自己仿造作准备。掌云南监察御史福隆阿主张“讯众夷犯，令将该国制造火药与千里镜、西瓜炮等诀法，明白陈说。所获夷炮，如果轻而易携，即应募匠照制。”[6]
19世纪40年代前、中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仿制新式武器，一时成为风气，士子群起钻研军事技术并著书立说者甚多，粗略统计有：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江伸洋的《铸炮说·附台炮》，丁拱辰的《演炮图说》，丁守存的《西洋自来火铳制法》，黄冕的《炮台旁设重险说》，陈阶平的《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等等。这些仿造与著述，反映了人们把西洋先进船炮技艺转为已有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表明中国将西洋新技艺转为己有的愿望已有了实现的可能。这正是林则徐、魏源“師夷长技以製夷”思想的体现。
社会往往不是按人们臆想的模式发展。中国近代史上的“师夷长技”，不是在“制夷”中兴起的，而是在“制百姓”开始认真实行的。甚至某种程度还是在造反軍使用新式武器促使清政府仿而效之实行的。事实表明，在清軍和太平軍两大敌對陣營的戰爭中，双方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同步实行“师夷长技”。两军对阵，指挥官和士兵对于敌方武器锐利程度感触最为敏锐，追求新式而有效战胜敌人的武器，最没有保守观点。太平军为了制胜清王朝而“师夷长技”，清军为了制胜太平军而“师夷长技”，这是历史的必然。 观将这一必然的历史作一简单回顾。[7]
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事时，尚不知有先进新式武器，它的购置和使用洋枪洋炮是在1853年定都南京之后。其使用洋枪炮的具体思想虽无从查考和了解，但使用却是事实。两江总督怡良的一段话可以证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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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吴健彰（上海道道尹）禀称：盘获宁波钓船一只，内有夷人三名，洋剑一把，洋枪六千杆，洋刀四十把，洋硝一包、火药一罐，并在夷人身上搜出夷书一封，上有真命太平天国等字样，当即拆阅，查系英吉利奸商勒呐吐致镇江逆酋罗大纲一书，又附带上海逆首刘丽川逆书一件。讯据船户王阿莫等供称：系夷人雇装兵器至镇江卖给贼匪者。”
这段话清楚他说明，[9]太平军于1853年已与洋人有联系并购求新式武器。事实上此后即不断有太平军使用洋槍的记载。例如：1856年曾国藩攻陷安福县时，“夺获洋枪炮械藤牌四百余件”；1859年，曾国藩说太平右军主将韦志俊向湘军投降时所带“器械甚精，洋枪甚多”；同年胡林翼奏称太平军杨辅清攻池州城“施放洋枪子落如雨。”1860年后李秀成经营江浙时洋枪洋炮就更多了，李鸿章说李秀成部“洋枪最多”，不为虚语。这些洋枪炮均为洋人所供给无疑。
[10][11]
据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93页上记载：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供给太平军步枪3046枝，野炮795尊，火药484桶万余磅，子弹18000发。太平军的洋武器除向洋行购买外，从敌军那里缴获的也不在少数，如1860年李秀成在解青浦之围中，杀洋兵600余人，得洋枪2000余条、炮10余尊，以故，李秀成部的战斗力大增，当他于1862年率13万大军赴援金陵以解天京之围，轰击湘军时，“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事后曾国荃向郭嵩焘叙述太平军洋武器的情况说：
“贼之火器精利于我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打垒年，洋枪队多至两万杆。”
左宗棠于1865年对此也有概括叙述：[12]“从前贼匪打仗，并无外国枪械。数年以来，无一枝贼匪不有洋枪洋火，陈炳文赴鲍军门（鲍超）处投诚，禀缴洋枪七千余杆，而本部堂一军截剿湖州逆贼于皖、浙、江三省边境，所得洋枪亦不下万余杆。”上述材料表明太平军使用新式武器已相当普遍。这一方面固然说明时势之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种促使清军加快洋式武器购求的压力。清军中追求武器装备近代化，认真购求和使用新式武器并坚持下去加以发展扩大的，首推湘军和淮军。
曾国藩于1853年在湖南于湘乡于办团练于时，即派员赴广州购买洋式武器，1854年湘军水师已有夷炮六百余尊，并说“湘潭于、 岳州于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此后，胡林翼、彭玉麟等军将领均不时购求洋炮，[13]其中多数用于水军。然而，曾国藩虽是较早倡导购置和仿造洋式武器者，但由于他是以封建卫道者自居，他意识到过多的使用洋式武器的后果将是“用夷变夏”，放进展不速，并屡戒其弟国荃少用或有限制地使用西洋武器。他只是迫于太平军的威胁和出于速胜太平军的考虑，才不得不源源起解新式火器给曾国荃。这种指导思想，就规定了湘军对洋武器的购求与使用进程是缓慢的。故总的看湘军武器近代化程度是很低的。[14]
迅速而全面使用洋式武器当推李鸿章的淮军。李鸿章于1862年4月间率淮军从安徽来到上海，一与外国军队接触，即惊叹洋枪洋炮的“神技”，他致书曾国藩说：“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 实非中国所能及。”并推崇洋人的“战守攻具，天下无敌”。李鸿章要比曾国藩开明得多，他“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受辱”，以学习西人“秘法”。这样一种较为开明的视野，加上他所遇强敌李秀成部的洋枪洋炮最多，使李氏认识到“我军惟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始克有济，促使他更“坚意要学洋人”。这就使李鸿章淮军的洋枪化的速度较之湘军要快得多。[15]
据统计淮军1864年使用洋枪占全军80％以上，到1865年， 据李鸿章自己记载：5万人中“约有洋枪三四万杆”，基本上做到“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洋枪队”。反观曾国藩的湘军不及淮军远矣：湘军“每营五百人仅用抬枪小枪一百二十余杆”，而淮军“每营则用洋枪四百余，少亦三百余杆”。淮军于1864年且另设有洋炮队四营。淮军比之湘军的武器质优而量多，与淮军洋枪化武器相适应，练兵的方面也加以改变，这又是湘军所不能与之比拟的。[16]
海軍建設
洋务派派出大批官僚前往英、法、德、美等国采购军事装备，并成立了四支近代海军——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廣東水师与福建水师。其中北洋水师购买的“定遠”、“鎮遠”铁甲舰号称“远东巨舰”是当时远东吨位最大，火力最强的舰只，并在旅顺修建了新的军事基地。
鎮遠號鐵甲艦是當時北洋主力艦，也是亞洲少見的鐵甲巨艦，曾引起日本國民極大恐慌。
定遠號鐵甲艦是當時北洋主力艦，也是大清國北洋水師的旗艦，也是亞洲少見的鐵甲巨艦，曾引起日本國民極大恐慌。
平遠是福州船政局首次自行設計建造之全鋼甲軍艦，也是19世紀末中國造船工業的登峰之作。
福建水師旗艦揚武
廣東水师旗艦廣甲
民用工业
海光寺和天津机器制造局西局子全景
由于前期的军事工业耗费了大量银饷却没有明显成效，并且军事工业所需的原料也出现短缺，洋务派决定以“求富”为口号，再发展一批民用工业以筹集资金，这批民用工业的产品很多是以市场为导向，具有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特点。这些民用工业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出。
例子
| 工廠名字 | 位置 | 負責人 | 別稱 |
|---|---|---|---|
| 开平煤矿 | 河北开平 | 李鸿章 | |
| 湖北织布局 | 湖北武昌 | 张之洞 | |
| 汉阳铁厂 | 湖北汉阳 | 张之洞 | |
| 兰州制造局 | 左宗棠 | 甘肃制造局 | |
| 兰州机器织呢局 | 甘肃织呢总局 | ||
| 轮船招商局 | 上海 | 李鸿章 | |
| 机器织布局 | 上海 | 李鸿章 |
教育事业
洋务派在全国修建了30餘所近代新式学校，用来培养科学、军事、翻译人才，包括著名的在1862年建立于北京的翻譯機構同文馆，還有培養翻譯人才的廣方言館等。清朝在1872年至1875年间每年向美国派遣30名幼童留学，他们大多成为日后中国的重要人物。其中著名的如民国内阁总理唐绍仪与铁路专家詹天佑。擔任副監督的容閎負責選召近代第一批中國留學生。
通訊事业
洋务派在1879年於天津和大沽之間鋪設中國第一條電報線路。其後於1881年開設電報總局，並鋪設由上海至天津的電報線路。1874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在率兵奔赴台湾参战时感到修建现代通讯事业的急迫性，但奏报被守旧官僚否决。1874年，李鸿章在天津至大沽间修建电线，效果良好。1880年，他便提议修建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经费由北洋军饷垫付，并按照轮船招商局的体制招股集资。同年修建电报总局与电报学堂。委派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与谢家福为会办。1881年，该线建成。
自1882年4月起，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企业，募集股本8万两，当年缴还官本6万两，5年后分年缴还2万两，其余垫款则以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有关公务的电报作为头等官报，从应受电报费中陆续抵缴，抵还完毕后，头等官报依然不收费，以尽商人报效。津沪间保护铁路而设立的士兵和巡路费用，5年内仍然由淮军军饷垫付。
天津至上海的电报开通后，英国代理公使威妥瑪乘机要求建设上海至宁波，汕头等口岸的海底电线。[17][18]电报开通後，李鸿章和总管理衙门反复函商，决定由电报总局接办上海至广东各口岸的陆上电线，以防止外夷的干涉。1884年，经历了一年前的金融恐慌后。上海至广东的路线竣工。电报总局由天津迁往上海，仍有盛宣怀督办。次年，至汉口的电报接通。此后电报事业逐渐扩充，几乎遍及各个主要城市，其中有些是官督商办的，也有的为官办。
电报总局成立后，营业发展很快。所拖欠的北洋垫款至1884年已由头等官报中扣抵而有余。但中法战争爆发后，头等官报日增而商报锐减，以至赔累不堪。
结局影响
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现代银行体系、现代邮政体系、新式教育（新学）、新式军队（满清新军）、新思想（共和）、铁路、重工业（矿山铁厂）等影响后世的成果。在文化交流、商务往来、科学技术上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洋务运动时期建立的机构和系统今天还能见到，如：邮政系统、电信系统、铁路系统、招商局、江南造船厂、交通银行等均由晚清延续至今。
洋務運動維持三十多年，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爆發，中國敗給日本，其重點項目北洋艦隊覆沒，洋務運動就此結束，最終失敗。李鴻章晚年總結自己的一生：“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時。”[19]
洋務運動雖然失敗，但也有一定成就，影響日後中國的發展。洋务派抵制商品输出，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中國在洋務運動其間引進西學，促进思想開放。引入西方科技，令中國開始現代化。洋务派官员創辦同文館，培育不少人才；派出学生在外国留学，習得技能，這些學生對西方科技有一定認識，對中國日後發展有莫大幫助。
失敗原因
洋務運動的失敗原因：包括缺乏完整的計劃、主事者識見不足、守舊人士的反對、官僚政風的敗壞等。再加上經費受到皇室皇帝大婚、皇太后壽辰修建頤和園的影響而導致洋務運動的失敗。例如光緒帝親政後，帝師翁同龢(守舊人士)就相當反對洋務運動，對洋務經費更是苛刻，並極力阻撓洋務運動的發展。
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指出，所謂「洋務」乃由於西方社會注重效率，與中國傳統社會習慣大相逕庭。每一件兵器的使用，都受到傳統文化、思想之約束，而這些都是在每一方面都受到影響。如開辦各類實業工廠，社會上需要有各類商業組織作配合，如零件、銀行、保險等等，但這些在十九世紀的中國都全付闕如；會計沒有完善的管理概念，使會計帳目不能有效核實；人事管制漫無標準，蓋因傳統文化欠缺現代人事管理思維。
洋务运动與明治维新比較
 | 此章節未列出参考或来源。 （2018年12月15日） |
中国（1861年）与日本（1867年）在1860年代均进行西化改革。中国的洋务运动是指1860年代初到甲午战争期间大约30年当中，清朝的洋务派为“自强”、“求富”，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达到富国强兵。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指1868年至1890年期间，为了推翻德川幕府成立的天皇政权，在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以西方为榜样所进行的诸项改革。中国失败而日本成功主要原因是中国改革不全面。
第一、洋务派和倒幕派对本国專制政权的立场不同。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等，他们是傳統官僚，代表满清政府。日本倒幕派打着王旗倒幕，谋求推翻幕府政权，尊王攘夷。洋务派多數出身科舉，因為中國自宋朝已建立重文輕武的價值觀，加強了中央集權，科舉考試制度也頗為公平，平民出身的官員比比皆是，並無迫切改革的不滿，效忠于清王朝，而日本的倒幕派是來自低階級武士，则彻底推翻高階武士的封建制度，逼迫幕府政权還政天皇，实行有限度的君主立宪制。
第二、洋务运动依赖洋人办企业，导致企业难以发达。日本在人才引进和管理使用上，既大量引进，又大力培养本国人才。明治政府的这些做法，是落后国家争取人才、技术自主自立的正确方法和道路。洋务运动的技术却是事事仰赖于外国侵略者。受到中國自古以來重農抑商的價值觀，許多知識份子並不想經營商業，洋务派引进人才和技术，主要是通过鸦片战争中的侵华军事人员、洋人政府官员和资本家。这类洋人大多数并不真懂技术，所售卖的器械和设备，多为过时和落后之物。再加上许多洋人并不愿中国富强起来，利用中国官员不懂技术进行敲诈，谋取私利，使洋务运动注定失败。
第三、中国注重军事武器硬體改革，发展工业或改革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較少。日本则相反，日本的傳統文化許多來自中國，日本幕府採封建制度也沒有提供科舉制度讓平民出頭，日本民眾對於放棄封建改採用西方工業文化並沒有情感上的眷戀，日本进行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近代化事业，都从西方引进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制度，这导致中国军事虽然不会比日本差，但是最终被日本击败。
第四、中国洋务运动无法获得朝野全數支持，朝中重要官員如倭仁等保守派，对洋务运动采取仇视的态度，使洋务运动进行困难。日本明治维新的倒幕派是一支以低階武士、商人、新兴地主、大名等组成，人數眾多，加上以美軍艦隊侵略幕府失去威信，打着支持天皇的口号消滅幕府，使明治维新改革得更加顺利。[來源請求]
参考文献
^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7，页16。
^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9，页29。
^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页46，页14。
^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 梁章钜《浪迹丛谭》卷5，页12。
^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页2、3。
^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页46。
^ 李鸿章《复陈奉旨督军河洛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页56。
^ 曾国藩《请催广东续解洋炮片》，《曾文正公全集》第2册，第55页，世界书局版。
^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页15。
^ 《太平天国史事志》（上），第648页。
^ 《八贤手札》第248—249页。
^ 《曾文正公全集》，第2册，第519页，世界书局版。
^ 曾国藩《克复安福县城折》，《曾文正公全集》第2册，第260页世界书局版。
^ 曾国藩《复左季高》，《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0。
^ 左宗棠《答福州税务司美里登》，中国历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以下简称《洋务运动》）（三），第602页。
^ 季平子. 從鴉片戰争到甲午戰争. 知書房出版集團. 2001: 498. ISBN 978-957-9663-87-8.
^ 陈争平; 龙登高. 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2: 50–51. ISBN 978-7-302-05842-7.
^ 李恩涵. 近代中國外交史事新研. 臺灣商務印書館. 2004年: 78. ISBN 978-957-05-1891-7.
研究書目
劉廣京：《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劉廣京：〈關於晚清自強運動的幾點意見〉。
- Albert Feuerwerker著，虞和平譯：《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李國祁：〈清季自強運動前期國人對西方的認識與其改革思想〉。
劉翠溶：〈關稅與清季自強新政〉。
艾爾曼（Benjamin Elman）：〈1860-1895年間中國的海戰及其所反映的自強運動在科技方面的失敗〉。- 井上清：〈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
参见
- 西学东渐
- 同光中兴
- 清末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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