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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
| 胡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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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的胡适，摄于北京 | |
 中华民国第2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 |
任期 1957年11月4日－1962年2月24日 | |
| 总统 | 蔣中正 |
| 前任 | 朱家驊 |
| 继任 | 王世杰 |
 中華民國第3任駐美大使 | |
任期 1938年9月17日－1942年9月8日 | |
| 前任 | 王正廷 |
| 继任 | 魏道明 |
| 个人资料 | |
| 性别 | 男 |
| 出生 | 胡嗣穈 (1891-12-17)1891年12月17日  大清江苏省松江府川沙抚民厅 |
| 逝世 | 1962年2月24日(1962-02-24)（70歲） 中華民國臺灣省臺北縣南港鎮（今臺北市南港區） |
| 国籍 | 大清（1891－1912） 中華民國（1912－1962） |
| 政党 |  無黨籍 |
| 配偶 | 江冬秀 |
| 学历 | 哲學博士 |
| 母校 | 美國康乃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 |
| 专业 | 中央研究院院士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1948年第1屆） |
| 获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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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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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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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註 1]（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行名洪骍，字希彊[註 2][1]，后改名適，字適之，笔名天风、藏晖、铁儿等[註 3][2]。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長、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私立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等職。胡适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紅學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主張少談主義，主張先疑後信，主張科學佐證，盡信書不如無書。
目录
1 生平
1.1 早年經歷
1.2 中年經歷
1.3 晚年经历
1.4 逝世及后事
1.5 思想与学术
1.6 新文化运动
1.7 哲學研究
1.8 古典小說研究
1.9 禪宗研究
1.10 水經注研究
1.11 孔子研究
1.12 影響
1.13 自由主义
2 评价
3 轶事
3.1 諾貝爾獎提名
4 主要论著
4.1 著作書籍
4.2 校對、編輯與翻譯
4.3 文章與期刊
5 家庭
6 注释
7 参考文献
8 研究書目
9 外部链接
10 参见
生平
早年經歷
胡適家族世系是徽州胡氏中的明經胡，自古傳說出自唐哀帝（或唐昭宗）。到胡適父親胡傳（1841年－1895年）時，家業茶商，家道殷實。
1891年12月17日未時，胡適生于江苏川沙县（今上海浦东新区）胡適父親胡傳一生娶 3 位妻子。元配馮氏在太平天國之亂時罹難，胡傳續娶曹氏，胡傳在五次參加鄉試皆未中舉人後，放棄科舉之途，在中國東北寧古塔結識寧古塔邊務欽差大臣吳大澂後，受吳大澂推薦走上仕途，後追隨吳大澂，先後前往海南、協助治理黃河，及辦理江蘇稅務。此一期間，胡傳再娶胡適生母馮順弟，所以胡適出生之時，父親胡傳已經 50 歲。
1893年，胡傳擔任台灣臺南鹽務總局提調兼辦安嘉總館，辦理臺南鹽務，此時 2 歲的胡適才随母親去台灣胡传任所居住。1893年，胡传代理臺東直隸州知州，胡適也隨父母親前往台東。然而，因清廷甲午戰爭戰敗，台灣割讓給日本，1895年胡適随母親離開臺灣回上海，后回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未久，父親胡传病逝于厦门。
1904年，13歲的胡適在家人安排下与江冬秀订婚。江冬秀雖為鄉村女子，但卻是書香門第，雖不是博聞強識，也念過幾年私塾，識得幾個字 [3]。之後，胡適跟隨其三哥到上海，入梅溪学堂。
1905年，胡適进澄衷学堂。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约翰·杜威。
1917年的胡适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同年，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但并未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被人尊称“博士[4]” 并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引發“问题与主义论战”。1920年离开《新青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暑期学校讲学。
中年經歷
1921年的胡适
1922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教務長兼代理文科學長[5]，创办《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第二期（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25年2月，参加北京善后会议，并参与起草部分会议文件。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國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1926年7月—1927年5月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1927年，正式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学博士学位[6]:40。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1927年在上海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上结识蒋介石。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任中国公学校长。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30年1月，胡適、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1932年任國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私立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并邀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適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1935年1月4日抵達香港，逗留五天，主要接受香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1935年至1936年胡適多次要求出任駐日本大使未果[7]。
1937年八一三事变後，胡适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等人常到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的花园洋房的地下室躲避空袭，众人在此常常讨论时局，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胡适于是为这个非正式组织起名“低调俱乐部”，以区别与当时主战派及民众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风气”的高调。
蔣介石於8月19日要求胡適即日前往美國爭取美方對中國的支持。1938年任中華民國驻美国大使。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一职，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1945年，出任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分，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國立北京大学校长。11月28日，蔣介石向國民代表大會提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並鄭重致詞，說明其要點[8]:49，由大會主席團主席胡適接受。12月25日，國民大會正式三讀通過[8]:49憲法草案。同日國民大會閉幕，由蔣主席代表國民政府接受胡適遞交憲法。[9]:156
1947年1月4日，教育部就沈崇事件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稱，南京、上海等地學生游行「查係有人鼓動反政府及反美運動」；「此係美兵個人行為，純屬法律案件，並非外交問題。現美軍已將兇犯交軍事法庭審判，自應聽候依法解決。誠恐有人擴大煽動，特電注意防範」。[10]:82561月6日，對北大今後學生運動，胡適稱：不應以罷課為手段。[10]:8258-82591月24日，蔣中正想請胡適出任考試院長和國府委員，但胡適堅持不肯加入國民政府而力辭。（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958頁）5月6日，北京大學校長胡適電請教育部調查教授待遇。[10]:83498月28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委員會在南京舉行成立大會，委員會比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教育、大眾傳播、圖書館及博物館、藝術與文學6個專門委員會，並選出執行委員胡適、朱家驊、吳貽芳、朱經農、梅貽琦、杭立武、竺可楨、張道藩、薩本棟、瞿菊農等10人。[10]:84039月1日，北京大學教授俞平伯、向達、孫楷第等31人，因生活困苦，致函該校校長胡適稱：「我們一個月的收入不能維持半個月的生活，談不到子女的教育費，更談不到即將到來的嚴冬，這是一種什麼生活！」[10]:8405
1948年4月3日，蔣中正認為中華民國憲法為內閣制，實權在內閣，中華民國總統應為虛位，請公正人士較佳，所以想請國民黨支持無黨籍的胡適出馬競選行憲後第一任總統，等胡適當上總統後再任命蔣中正為行政院閣揆，胡適也同意了，但後來因國民黨中執會還是支持蔣選總統而變卦。[11]:202411月，中共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用电台广播呼吁胡适留下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2月，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傅作義，西去綏遠和南走海上的道路都被堵死。是戰是和？傅作義日夜思考，下不了決心。他認為胡適能夠替他出主意，把胡適接到中南海懷仁堂密談，胡送了八個字，「和比戰難，堅持待變」。蔣派專機接運留在北平之學人胡適、陳寅恪、錢思亮、李濟、勞榦等到南京。[8]:5712月13日朱家驊、傅斯年、俞大維、陳雪屏四個人在南京設法派飛機去接胡適南下，胡適在13日時，本來還堅持不肯丟下北京大學不管，14日在南京方面的勸說下才勉強同意離開，1948年12月15日下午4點，傅作義派了部隊護送胡適到南苑機場上了飛機。夜裡十時光景，到了南京明故宮機場。[11]:2061-2063
1949年3月9日，蔣介石派蔣經國赴上海訪胡適。[12]:1664月6日，胡適應中華民國政府要求，從上海搭威爾遜輪前往美國當說客，為和平解決國共內戰問題尋求美國政府的介入，但4月21日船抵舊金山，得知4月19日政府拒絕中共24項要求，解放军已渡江，此時局勢已定，胡適在美處處碰壁，孤臣已無力可回天。[11]:2083、2092、20974月，胡適在美國发表《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13]:399，旅美時，与张爱玲相识，结下友谊；《自由中國》创刊，胡適任名义上的“发行人”。
4月22日，胡適在美國舊金山發表談話，略謂：「現在重要之事實，則為中國政府已拒絕投降，此非僅四萬萬人民之命運所繫，即全世界之命運，恐亦隨之決定。」次日，解放軍佔領南京後，他仍宣稱：「不管局勢如何艱難，我始終是堅定的用道義支持蔣總統的。」[10]:8887-8888
6月19日，新任閣揆閻錫山發表胡適為外交部長，但胡適拒絕上任。[11]:2095
1950年应聘为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馆长。6月23日，主管亞太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迪安·腊斯克約見胡適﹐試圖說服胡適出面領導流亡海外及臺灣的反共親美的人士﹐以取代蔣中正的政權，不過胡適對此表示全無興趣。當時美國對蔣完全喪失信心，希望建立第三勢力以對抗共產黨擴張，因胡適無此興趣而不了了之[14]。1952年，胡適和蔣廷黻在紐約曾有意聯合組織反對黨以在臺灣推行民主政治，但在胡適返台與蔣中正討論後，遭到蔣中正的反對，以致組黨的事胎死腹中。[15]:74－75之後，他於1950年代初期偶回臺灣參與政治活動與講學。例如：以國大代表參與總統選舉投票、擔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協辦由雷震主筆的《自由中國》雜誌等等。
1954年至1955年，以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为导火索，中国大陆掀起了批判胡适运动。为批判胡适，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了《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8辑[16]。胡适先生住在美国，他搜集了这八本书，认真作了批注。而批判胡适运动的起因，根据耿云志的说法是：“这句话我想是他一生里，讲的最有失绅士风度的一句话，他（胡适）说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我估计这个话有可能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所以毛泽东非常决断地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彻底批判胡适的运动。”[17]1956年9月20日，陳源依老友周鯁生之託，致信胡適[18]。然而，胡適並不相信周鯁生所説的話，他在陳源信中「對於你，是對你的思想，並不是對你個人」下面劃線，並在旁批注：「除了思想之外，什麼是『我』？」[19]。1957年11月，胡適當選中華民國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院長，並於隔年4月回到臺灣定居就任。自此，胡適多時往返臺、美兩地。期間因為經濟關係，1958年他還將《胡適文選》及《四十自述》等所有著作，以買斷方式（一說為廿年）賣與國內某家出版公司。
晚年经历
1958年臺北，胡適、蔣中正合照
1958年后，大陆发起大规模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胡适响应说，“我觉得世界上二、三百年来有一种公开的趋向，朝科学民主这个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学方法走，那时候我朋友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我表示过这样的话，把这个抽象名词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错误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崇拜……当时我朋友陈独秀只认得两个名词，不知道科学是一个方法，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1959年金門構工部隊，於舊金城東炸山採石，意外發現「皇明監國魯王壙誌」八字及全文石碑後交由胡適博士研考。1959年兼任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主席[5]。
1960年的胡适，摄于台中故宫博物馆
1960年，《自由中國》雜誌负责人雷震與臺、港黨外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中正違背中華民國憲法三連任總統，胡適為連署人之一。之後，雷震籌備組黨事宜，胡適雖未參與，但多所鼓勵。1960年9月，雷震因「共諜」案被捕，史稱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認為是蔣中正為阻止雷震籌組新黨而策劃。當時仍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雖未受到此案株連，也參與營救雷震，不過並沒有成功。對此胡適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記說明始末。1961年2月胡适参加臺大校长钱思亮的宴会，刚抵达就感到身体不适，送至医院脉搏跳至135次，痰中带血。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栓塞症加狭心症。此次住院2月，后回家自养，但身体已日渐衰弱。11月病情恶化，至臺大医院疗养，隔年2月出院。
逝世及后事
1962年2月24日，參與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士歡迎酒會時，心脏病突发病逝于臺灣臺北縣南港鎮（今臺北市南港區）[20]。蔣送來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之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21]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將胡適於臺北的公配居所改建為胡適紀念館。另外，臺北南港當地士紳李福人（李氏望族後裔），也捐出一片面積達兩公頃，位於研究院附近的個人私地闢建為胡適公園，作為胡適的墓地。（後來許多中研院院士或著名學人也安葬於此。）
胡適墓誌銘由知名學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壯為先生書寫：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卒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裏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思想与学术
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讀期間，師從約翰·杜威，使其終生服膺實用主義（杜威式的pragmatism實用主義，胡適自譯為實驗主義）哲學。1914年，他關心中國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學說，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學論事觀物經國之術。[22]他當時關心之問題，有泰西之考據學，致用哲學，和天賦人權之改革。[23]1915年暑假，胡適對實用主義作有系統閱讀和研究後，決定轉向哥倫比亞大學向杜威學習哲學。[24]
北大學生對教師素來挑剔，北京大學學生顾颉刚介紹傅斯年去聽胡適上課，以決定要不要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北大哲學系趕走。傅斯年聽了幾次課以後，他評價胡適：「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25] 於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
胡適很喜歡「談墨」，他認為「欲知一家學說傳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訂這一家學說產生和發達的時代。如今講墨子的學說，當先知墨子生於何時。」其中的兼愛思想成了胡適一生的品德。胡適還認為「天人感應」是漢代儒教的根本教義，而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響。1921年，梁啟超將作品《墨子》箋注輯為《墨經校釋》四卷，送請胡適作序。胡適在這篇長序讚美任公的貢獻，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墨子不曾见到戰國名將吳起的死——吳起死時，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學已是一種宗教。任公常說：「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
政治系列 |
| 自由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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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自由主義思想歷史 古典自由主義歷史 |
思想 政治自由主義 政治自由 文化自由主義 民主資本主義 民主教育 經濟自由主義 自由貿易 · 個人主義 自由放任 自由民主制 自由主義中立性 消極/積極自由 市場經濟 · 開放社會 人民主權 權利 政教分離 |
學說 美國自由主義 · 無政府自由主義 社會 · 古典 · 保守 民主 · 綠色 自由意志主義 · 市場 民族 · 新自由主義 調和自由主義 · 古自由主義 激進主義 |
重要人物 約翰·洛克 亞當·斯密 亞當·福格森 湯瑪斯·傑佛遜 湯瑪斯·潘恩 · 大衛·休謨 孟德斯鳩 伊曼努爾·康德 · 傑里米·邊沁 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 威廉·馮·洪堡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 約翰·斯圖爾特·密爾 托馬斯·希爾·格林 倫納德·特里勞尼·霍布豪斯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伯特蘭·羅素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 以賽亞·伯林 約翰·羅爾斯 · 羅伯特·諾齊克 严复 |
區域 全球自由主義 歐洲自由主義 美國自由主義 各國自由主義 |
宗教自由主義 基督教 · 伊斯蘭教 · 猶太教 |
組織 自由主義政黨 國際自由聯盟 國際自由青年聯盟 (IFLRY) 歐洲自由民主改革黨 (ELDR) 歐洲自由民主聯盟 (ALDE) 歐洲自由青年聯盟 (LYMEC) 亞洲自由民主聯盟 (CALD) 非洲自由聯盟 (ALN) 拉丁美洲自由聯盟 (Reli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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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
1917年，當時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話文寫作，石破天驚，引起很大反响。後來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透露，胡適當時寫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國主編的《留學生季報》用的，后来抄了一份发表在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上。
发表《歷史的文学觀念論》（1917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等论文，認為“……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被譽為「文學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鄭振铎語）。1919年三月，守舊派林紓在給蔡元培的信中攻擊白話文說：“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 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26]
1920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嘗試集》的新詩充滿試驗性質，並不成熟。詩人余光中認為“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27]周策縱評胡適新詩清新缺乏朦朧的趣味。[28]
《尝试集》出版后，的确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封建复古派反对它。学衡派東南大學教授胡先驌用文言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长文：《评〈尝试集〉》。胡先驌说：“胡（适）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将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动出于常轨。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征耳。”
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劇情裡女主角留下“孩兒的終身大事，孩兒該自己決斷”的字條，與戀人乘坐汽車離家出走。這是受亨利·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響。
他的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问题小说”，“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叶圣陶、罗家伦、杨振声、冰心等。
哲學研究
胡適在中國現代學術方面，是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來研究中國學術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為基礎，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僅寫到先秦，但一生也沒有寫下卷，被譏是「善著上卷書」[來源請求]。蔡元培讚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的研究”，稱其為“第一部新的哲學史”[來源請求]。馮友蘭多次肯定《中國哲學史大綱》，認為它表明“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29]。
古典小說研究
胡適在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三俠五義》、《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十二部小說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萬言，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
胡適是新红学派—考据派的创始人，可以說是將小說納入了學術研究正軌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舊紅學。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說：“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胡適是《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所謂“甲戌本”）孤本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且接下来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比如《庚辰本》，为現代红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胡適一向看不起紅樓夢。他在給高陽的信上說：「《紅樓夢》在思想見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比不上《海上花》、《老殘遊記》...」他之所以考證紅樓夢，只是為了打破王夢阮、徐柳泉、蔡孑民等穿鑿附會說紅樓夢是影射什麼明珠、順治帝、董小宛的種種謬論；要證明紅樓夢不過是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最終目的就是「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證而後信」的「思想學問的方法」。[30]
禪宗研究
胡適在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1926年，胡適因在巴黎、倫敦相繼發現三卷及一份殘卷，約兩萬字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也就是《神會和尚語錄》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31]，他不僅“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而且強調“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原作者”。印順法師認為此為他的結論是不足取的[32]，胡適忽略了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的部份[來源請求]，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胡適將當時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為禪宗革命家本身的問題。若無胡適的論斷在先，日本佛教學界不會有如此多的回應和研究成果，中國禪學研究將不可能達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順法師的研究成果實受惠於胡適的先前貢獻[33]。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於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學者柳田聖山收集胡適的講詞、手稿、書信等編成《胡適禪學案》。
1926年8月間，胡適奉派到英國參加中英庚子賠款全體委員會會議，順便到大英博物館與巴黎國家圖書館尋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遺卷裡的禪宗史料。胡適到了巴黎時，當時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的傅斯年也趕來巴黎和胡適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遺卷。胡適承認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響。基本上胡適的禪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漸修」學說而否定南宗惠能的「頓悟」說、並且證明所謂「六祖壇經」裡「五祖弘忍傳惠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惠能的弟子神會和尚為了和北宗爭奪皇室的供養所編造出的神話。[34]
水經注研究
1942年，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開始關注《水經注》研究，此後的20年間，在《水經注》版本研究上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所謂“《水經注》案”，是指一百多年來，部分學者指責戴震偷竊趙一清《水經注》研究成果一事。對此，學術界普遍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戴震抄襲了趙一清的成果[35]；一種認為趙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獨立研究，取得了大體相同的結果。
在十幾年內，胡適蒐集了四十多種《水經注》的版本，抄寫了一百多篇長篇文章和一些考證文字，用了千百個證據，為了推翻“幾成定讞”的所謂戴震抄襲趙一清《水經注》校本的冤案。但部分學者認為是白費力氣[36]。
《戴東原的哲學》一書是胡適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適認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個反理學的大運動，這個運動有破壞和建設兩個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學的謬誤，打破它的壟斷地位；後者是要建設一種不同於理學的新哲學。
戴震是胡適的徽州老鄉。而胡適花了那麼多功夫研究水經注來為戴震辯冤白謗，一方面是胡適一向有袒護安徽同鄉的習慣[註 4]，由胡適對李鴻章的評價就看得出來；一方面也是為了要發揚戴震的“從一事一物”開始“訓練那心知之明”，以“漸漸進於聖智”的做學問的漸進法門[37]。
孔子研究
胡適一生對孔子言行與思想的評價有褒有貶，其關於孔子的論文最重要的有「中國古代哲學史」、「說儒」等，但胡適去世前不久在「自由中國雜誌」所寫的「容忍與自由」裡的一段文字應屬其對孔子重要的最終評價之一：
「孔穎達《正義》裏舉了“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的例子來解釋『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
故...誅可以用來禁絕藝術創作的自由，也可以用來“殺”許多發明"奇技異器"的科學家。......可以用來摧殘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38]
影響
- 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
- 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詩的學者，致力於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
顧頡剛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39]，是看胡適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三十年代，胡適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毛泽东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校“湖南自修大学”就是因为胡適的提议和倡导。他寫給胡適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學生毛澤東……”。学者宣道华认为，毛泽东在五四时期也受到胡适及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理论联系实际的毛泽东思想观点与之颇有共通之处[40]，胡适在《每周评论》还专文称赞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最初几期的内容[41]。
季羡林虽不是胡適的学生（他的老师是陈寅恪），但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的他在归国初期受到胡適提拔。
林语堂在其留学中，清政府取消对留学生资助，林语堂是靠着胡適的资助继续在国外读书的。等他回国从飞机场下来的时候，口袋里只有1毛钱。
魯迅、陳西瀅都指責胡適的提倡「整理國故」是開現代科學倒車的作法。連胡適專家周質平也認為：「胡適所提倡的『整理國故』，對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可以說並沒有發生任何積極推動的作用，甚至於還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了乾嘉考證的老路。」（見周質平─胡適叢論p21)
雷震在國民政府遷台後，為了宣揚民主自由而創辦自由中國雜誌，請胡適擔任發行人。自由中國雜誌曾經是蔣中正施行獨裁、箝制言論自由的威權統治下唯一的民主思想重鎮，但後來也因批評蔣中正與國民黨，並打算成立反對黨，而遭到停刊，雷震也遭誣陷入獄，但自由中國推行胡適所提倡的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影響到後來臺灣的黨外運動與民進黨的成立，是臺灣民主運動的播種者。
陳之藩與胡適為忘年之交，赴美留學得到胡適贊助。[42]
吳健雄為胡適的學生，對其影響其大，間接受教於胡適的著名物理學家包含吳大猷、楊振寧、李政道等，曾說「（培育出一系列物理學家）這一件事，我認為是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43]
自由主义
五四运动时期，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 1929年的新月人权运动。
- 1930年代前期，在《独立评论》上就民主与独裁问题上展开的论争。
- 1941年在美国发表英文演讲《民主与极权的冲突》。
- 1948年9月发表《自由主义》。
- 1949年《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方向》。
- 1959年在《自由中國》发表《容忍与自由》。
评价
胡適墓
胡適墓誌銘
胡適公園的胡適胸像
位於中央研究院內的胡適紀念館。
胡適既首倡新文化運動，又是古典文化的真實理解者和研究家，以深厚的古文化底蘊一生推動白話文，是二十世紀之初世界上具有举足輕重地位的漢文思想家暨文學家。他積極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禮。1962年3月，蒋中正手書挽联对此高度概括，云：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師表[8]:101。胡適一生受困于名教，但當別人有同樣境遇，他會作文施以援手。如江浙的李氏富家才女因為過繼的哥哥被迫輟學且因此抑鬱成疾時，他曾于報紙予以揭露。過去儒教國奉行嚴格的同姓不婚制度（如“田陳”之忌），他亦有戲劇對其進行委婉的批判。胡適對蔣介石先生曾經說過，我希望你不要是因為我才肯開放黨禁。一生寬以待人，生誕百年之際，少年時曾猛烈抨擊他的後進紅學家周汝昌受邀撰文，自謙出生已逢五四，本不當臧否先生；回顧與胡適之交往的半生，感慨之餘唯有自知，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胡適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的“極左”時期的中國大陸是個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極左”的斯大林主義學者的攻擊對象，其時的中国大陆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对胡适展开大规模的批判运动。50年代中期，毛泽东说：“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44][45]
“文革”結束后，近幾十年來的研究都傾向於肯定他應有的歷史地位；並且，胡适的《我的母親》一文也被选入大陆全日制语文教育初中课本；在大陸的報刊雜誌中，亦屢見有追念胡適先生精神的文章。
在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中，被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而胡适自我定位是：“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46]
鲁迅曾发表过《“好政府主义”》等文，实则抨击胡适的盟友梁实秋，却也含蓄地批评胡适“软弱”革命立场。不過魯迅生氣之餘陳西瀅是流氓、林語堂是無賴、周作人是叛徒，所以能多罵一個文人倒也無妨。
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沒有甚麼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剛先生所說，讀過胡適《四十自述》的人，在這一本口述（《胡適口述自傳》）中很難看到新東西。但是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提到：“所以吾人要瞭解晚年的胡適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際，於私人朋友談笑之間求之。胡先生沒有梁任公那樣憨直。對自己思想挑戰的文章，在胡氏著作裏是找不到的。”
余英時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稱：“對於這樣一個啟蒙式的人物，我們既不能用中國傳統『經師』的標準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專業哲學家的水平去測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又稱：“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史兩方面都具有基本訓練則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於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我們也不能過分低估他的哲學知識，他在美國最後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學訓練已達到了當時的一般水準，足夠他研究中國哲學史之用了。”
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書中給他相當高的評價：“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一人！”
温源宁在《不够知己》（《imperfect understanding>》）中评价道：因为胡博士已在国立北京大学讲授哲学多年，人们称他为哲学家。当然，他是个哲学家。但是“哲学家”这个称呼却肯定不足以描述他所有的活动。因为他时常给刊物写文章，对普遍关心的问题发表议论，他也被称为“小册子作家”。不错，他是个“小册子作家”，但是，如果认为他也有“小册子作家”那种机会主义和心理状态，这一称呼对于他就成了极大的污蔑。因为胡博士从不摈弃世俗财富，有人就说他是个俗人，是的，他也实在是个俗人，不过，能够产生这样一种印象的，也只限于宴会上结识的一帮酒肉朋友。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名称能够用来称呼胡博士这样一种人，我想18世纪那样一种用法的philosophe〔请注意philosophe和philosopher(哲学家)的不同，原本是指18世纪以狄德罗、卢梭和伏尔泰为代表的那些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了解了他们便了解了这个词的含义。〕——“哲人”就恰好合适。
伏尔泰、达朗贝、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狄德罗和杰列米·边沁全都是“哲人”。在他们身上，俗人、学者、实干家和哲学家的成分全都有。他们对宇宙的结构模式全都有个精确的看法，写东西全都有一种实干家的乐观和自信，全都用明快而有权威的文笔谈论太阳底下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是对是错，他们全都有勇气发表和坚持自己的主张。放在这样一群“哲人”中间，胡博士也不是最不出色的一个。而在中国，我不敢说他就不是惟一的一个当代哲人。
轶事
季羡林曾评价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并举一小事称，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47]
胡适的代表作《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话文学史》皆有始无终，只有上卷而没有下卷，以致被黄侃讥讽为缺失“下面”一截的太监，成了将没有完稿的小说、论著称为“太监”的起源。
胡適與傅斯年的友谊亦是眾人皆知，而兩人的機緣的起因在於北大的時期。時年傅斯年21歲，胡適26歲。當時胡適任職北大並作為哲學史的教授，但是大部分的學生對於胡適沒接續前任教授講解的商朝哲學史作更進一步的說明感到不滿。先前傅斯年曾經替班級稟報教授不適任，進而替換教授，因此班級希望傅斯年再向校長稟報一次。傅斯年聽了幾堂課後對同學說：「這教授雖然書讀得不算多，但至少沒出現什麼錯誤，諸位就別鬧了」。此事讓胡適感激不已，時常稱傅斯年為「保駕人」。[48]。
胡適喜歡玩一種稱為過五關的骨牌遊戲，在1946年6月24日的日記還認為是世界最好的單人遊戲。[49]1960年11月23日，雷震事件發生時，胡適因心情不好玩此戲解悶。[50]
晚年胡适和李敖有一段往事，当时李敖作为学生比较穷。1961年10月，胡适就写了一份信并附送的1000元的支票并邀请李敖双十节后去玩。[51]
胡适反对包办婚姻，并以婚姻自由为主题写过一个剧本《终身大事》，影响甚广，但是他自己与包办婚姻的妻子江冬秀厮守终身。
諾貝爾獎提名
根據諾貝爾獎官方資料庫，胡適曾於1939年和1957年分别被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和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52][53]
主要论著
著作書籍
- 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
- 著《尝试集》（1920年，北平，北大出版部，新诗诗集）
- 著《胡適文存·一集》（192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 著《章实齐先生年谱》 （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姚名达订补）
- 著《胡適文存·二集》（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 著《戴东原的哲学》（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 著《白话文学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 著《卢山游记》（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 著《人权论集》（1930年，上海，新月书店，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
- 著《胡適文存·三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 著《胡適文选》（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1930年，吴淞，中国公学）
-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1932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 著《四十自述》（1933年，台北，遠流出版社）
- 著《胡適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务印书馆；后删省为《胡適文存·四集》，台北，远东，1953年）
- 著《南游杂忆》（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
- 著《藏晖室札记》（193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1947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適留学日记》）
- 著《胡適的时论》（1948年，六艺书局）
- 著《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
- 著《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1949年，台北，自由中国社；即《胡適时论》的增改本）
- 著《齐白石年谱》（194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
- 著《丁文江的传记》 （1960年，南港中央研究院）
- 著《胡適口述自傳》 （唐德剛，遠流出版社）
校對、編輯與翻譯
- 校编《神会和尚遗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 编《中国文学史选例》（193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 译《短篇小说》（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 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1935年，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
- 编《臺湾纪录两种》 （1951年，臺湾省文献委员会，与罗尔纲合校编）
- 编《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61年，臺北，自印本）
文章與期刊
- 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
-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5月1日，于《新青年》第3卷第3号）
- 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
- 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20日，于《每周评论》第31期）
- 发表《人权与约法》（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2号）
- 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 发表《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 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
- 发表《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4月10日，于《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
- 发表《容忍与自由》 （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10期）
家庭
父亲胡傳，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臺東直隶州知州，著有《臺湾纪事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
母亲冯顺弟，安徽省绩溪县人。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胡适在《四十自序》中详尽描写了母亲的订婚过程和丧夫后打理家庭、培养儿子的故事。
妻子江冬秀，生於1890年12月19日（光緒十六年十一月八日），由胡适其母包办。在当时自由恋爱风气兴起后，胡适并未像其他青年一样毁掉婚约，而是继续维持，对此，胡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1917年成婚，1975年逝世。
长子胡祖望（1919-2005），旅居美國。
女儿胡素斐，早夭。
次子胡思杜（1921-1957），當年拒絕上胡適联系的飛機去台灣，留在中国大陆，1954年被迫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但仍被鬥爭，后于1957年9月21日因受反右運動迫害而自縊身亡，但當時兩岸消息不暢通，胡適至死未能確定其幼子之生死。
注释
^ 繁體作「胡適」，简体版著作一般简化为“胡适”，也有沿用繁体者。
^ “希彊”为胡适第一篇白话文章《地理学》的署名，当时胡适正读到《老子》第33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彊。”胡适觉得这“自胜者彊”四个字好极了，就取别号叫“希彊”；又称“期自胜生”。
^ 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中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 胡适於1952年在台湾大学讲学中说：“我审这个案子，实在是打抱不平，替我同乡戴震(东原)申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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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骍。有一天的早晨，我请我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后来我发表文字，偶然用“胡适”做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1910）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四十自述》“在上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50页。）
^ 同樣是大師，為何魯迅拋棄原配，而胡適卻一輩子離不開小腳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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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18.28.3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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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沈衛威. 〈胡適思想的力量——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三十周年作〉. 《明報月刊》2009年1月號 (香港: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123.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中國外交學會副會長、外交部顧問周鯁生，到瑞士出席世界聯合國同志大會；周一九四九年前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武漢大學校長，與胡適頗有個人交情。在瑞士會議結束後，周鯁生又應英國聯合國同志會的邀請赴倫敦訪問。在倫敦，周鯁生會見了創辦《現代評論》時期的老友，同時也是他執掌武漢大學時的下屬陳源（陳在武大英文系任教，長期任文學院院長）。周鯁生代表共產黨上層人士周恩來等，勸陳源回大陸看看，同時通過陳源動員在美國的胡適也回大陸。
^ 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沈衛威. 〈胡適思想的力量——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三十周年作〉. 《明報月刊》2009年1月號 (香港: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123.陳源依老友之託，於九月二十日致信胡適，將周鯁生原話轉吿：我〔陳源〕說起大陸上許多朋友的自我批判及七八本「胡適評判」。他〔周鯁生〕説有一時期自我批判甚為風行，現在已過去了。對於你〔胡適〕，是對你的思想，並不是對你個人。你如回去，一定還是受到歡迎。我説你如回去看看，還能出來嗎？他説「絕對沒有問題」。他要我轉告你，勸你多做學術方面的工作，不必談政治。他說應放眼看看世界上的實在情形，不要將眼光拘於一地。
^ 闵良臣：胡适之死
^ 蔣介石：《挽胡適之院長聯》，《先總統 蔣公言論總集》第三十五卷，台北
^ 《胡適留學日記》，亞東圖書館，1947年
^ 陳鐵健、黃道炫著，《蔣介石與中國文化》，香港：中華書局，1992年4月，第135頁
^ 《胡適口述自傳》，《傳記文學》第199期，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 見胡適1952年12月20日在傅斯年逝世二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載《胡適言論集》甲編，華國出版社1953年4月版，第95～96页。
^ 魯迅《墳》論照相之類
^ 余光中〈中國的良心——胡適〉，《左手的繆思》
^ 周策縱〈論胡適的詩〉：“清新者有之，朦朧耐人尋味者則無；輕巧者有之，深沈厚重者則無；智慧可喜者有之，切膚動人摯情者則無。”
^ 《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頁
^ 見《胡適文存三·廬山遊記》，第171页
^ 《神會和尚遺集》：「恰好民國十五年我有機會到歐洲去，便帶了一些參考材料，準備去看倫敦巴黎兩地所藏的敦煌卷子。九月我在巴黎發現了三種神會的語錄，十一月中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此外還有一些極重要的禪宗史料。我假定的計劃居然有這樣大的靈驗，已超過我出國之前的最大奢望了。」
^ 印順：〈神會與壇經──評胡適禪宗史的一個重要問題〉
^ 江燦騰：〈從胡適博士到印順導師──關於中國唐代禪宗史研究近七十年來的爭辯與發展〉
^ 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47至第653頁
^ 胡適早年向魏建功表示“东原是绝顶聪明人, 其治学成绩确有甚可佩服之处, 其思想之透辟也是三百年中数一数二的巨人。但聪明人滥用其聪明, 取巧而讳其所自出, 以为天下后世. 皆可欺, 而不料世人可欺于一时, 终不可欺于永久也”。（《胡适书信集》中, 第713—714 页。）
^ 吴天任表示，胡適“于赵戴公案，虽力为辩白，亦终难取信于人。徒增纠纷，而于郦书本身，究何补益？”寓居澳门的学者汪宗衍说：“余年精力，为兹枝节问题，虽曰求是，实于郦书何干? 亦费词矣。”梁实秋曾问胡適：“先生青年时代写《庐山游记》，考证一个和尚的墓碑，写了八千多字，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评，他说先生近于玩物丧志，如今这样的研究《水经注》，是否值得？”胡适答：“我是提示一个治学的方法。前人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辩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如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做学问的方法，不算是白费。”
^ 參《胡適文存三·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第82頁
^ 見胡適《容忍與自由》──1959年3月16日的《自由中國雜誌》
^ 余英時曾表示：胡適思想中有一種非常明顯的化約論（reductionism）的傾向，他把一切學術思想以至整個文化都化約為方法。所以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認定古代並沒有什麼「名家」，因為每一家都有他們的「名學」，即「為學的方法」。後來他更把這二觀念擴大到全部中國哲學史，所以認為程、朱和陸、王的不同，分析到最後祇是方法的不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方法論的觀點」）
^ “他（毛泽东）在1919年对实用主义的好评的确反映了他几乎直到生命的终结都保持的一种看法，内容是人们不应编造理论不联系具体经验的理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p9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湘江评论》的长处在于探讨。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金的重要文字”，《每周评论》第36期，p4,1919.8.24
^ 陳之藩. 《《陳之藩文集1：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蔚藍的天、旅美小簡》. 臺北: 天下文化. 2006-01-20. ISBN 9864176218 （中文（繁體））.
^ 群學書院,《抵抗黑暗的最好辦法，是讓自己光明──胡適先生五十五周年祭》
^ 毛泽东：到21世纪再替胡适恢复名誉. 网易. 2010 （中文（简体））.
^ 古远清《几度飘零》. 毛泽东为何要说到了21世纪再给胡适恢复名誉？. 凤凰网. 2010 （中文（简体））.
^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4页。
^ 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百年潮》，1999年第7期，第14页。
^ [1]
^ 胡適. 《胡適日記全集》. 台灣: 聯經出版公司. 2005-04-12. ISBN 9570827106 （中文（繁體））.
^ 潘光哲. 〈再論中研院院長和政治〉. 《天方夜譚中研院: 現代學術社群史話》. 台灣: 秀威資訊. 2008-05-01. ISBN 9789862210215 （中文（台灣））.
^ 《李敖回忆录》山居一章
^ Nomination Database - Literature
^ 胡适被提名参选诺贝尔文学奖揭秘. 南方都市报. 2014-10-10.
研究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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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周質平：《胡適與中國現代思潮》（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 Jerome B. Grieder（賈祖麟）著，張玉譯：《胡適之評傳》（海口：南海出版社，1992）。
- 羅志田：《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1891-1929)》（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日正當中1917-1927》。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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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紀念館
- 胡適研究中心
- 新意文化网—胡適专刊
- 胡適研究文庫目錄
- 余英时：〈胡适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家〉。
- 楊貞德：〈胡適愛國主義中「國界」與「是非」的抉擇〉。
- 楊貞德：〈進化與自由──胡適自由主義中的歷史觀及其意涵〉。
- 楊貞德：〈胡適科學方法觀論析〉。
- 罗志田：〈北伐前数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
- 罗志田：〈前恭后倨:胡适与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党化政治”〉。
- 罗志田：〈胡适世界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关怀〉。
- 周質平：〈張弛在自由與威權之間： 胡適、林語堂與蔣介石〉。
- 周質平：〈胡適與馮友蘭〉。
- 周質平：〈胡適與梁漱溟〉。
- 周質平：〈“难进”“易退”的胡适大使岁月述论〉。
- 周質平：〈评胡适的提倡科学与整理国故〉。
- 周質平：〈胡适论辛亥革命与孙中山〉。
- 葉其忠：〈理解與選擇——胡適與康納脫的科學方法觀比論〉。
- 黃克武：〈胡適與赫胥黎〉。
- 王晴佳：〈胡適的“中國文化大使”之路──以1917—1937年《紐約時報》報導為中心〉。
- 王晴佳：〈胡适与何炳松比较研究〉。
- 翟志成：〈被弟子超越之後——胡適的馮友蘭情結〉。
- 翟志成：〈文化激進主義 vs.文化保守主義：胡適與港臺新儒家〉。
- 汪榮祖：〈胡適、吳宓和愛情——兼論私情與公論〉。
- 周昌龍：〈胡適對禮教的觀念與態度〉。
- 周昌龍：〈戴東原哲學與胡適的智識主義〉。
- 楊翠華：〈胡適對臺灣科學發展的推動：「學術獨立」夢想的延續〉。
- 中岛隆博：〈启蒙与宗教——胡适与福泽谕吉〉。
- 藤井省三 著，張季琳 等 譯：〈戀愛中的胡適——美國女友艾迪絲．克利福德．韋蓮司與中國現代化理論的形成〉。
- 好人胡適－彭红
- 胡適的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
- 胡先骕与胡适，两个反对的朋友
- 朱学勤：想起了鲁迅、胡適与钱穆
- 石原皋《闲话胡适》江冬秀家书(存绩溪县文化局)
- 胡适的婚姻：无情人成眷属 一生惧内世人知
- 張偉《胡適當過四年駐美大使》 《環球時報》 (2002年8月5日)
- 胡適《與馮友蘭先生論老子問題書》
陶赟: 《胡适生平-如何爱国之三阶段 》
参见
- 新文化运动
- 新文學運動
- 白话文
- 问题与主义论战
- 胡适公园
- 中西文化論戰
- 唐昭宗
- 西遞村
- 明經胡氏
| 外交職務 | ||
|---|---|---|
| 前任： 王正廷 | 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 1938年—1942年 | 繼任： 魏道明 |
| 學術機關職務 | ||
| 前任： 蔣夢麟 | 北京大學校長 1945年—1948年 | 繼任： 湯用彤 |
| 前任： 朱家驊 代理 | 中央研究院院長 1957年—1962年 | 繼任： 王世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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